唐瑜：劫后余烬

┃Personal History

劫后余烬

© 唐瑜／文

劫后重聚的二流堂

文革除夕

　　一九七六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可谓大事不断。
　　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七月六日，与毛泽东共同蜚声国际的“朱毛”红军总司令朱德，也走了。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全市顿成废墟，死人数十万，震波波及天津、北京，塌屋数万间。据传“四人帮”军师张春桥认为是佳兆，吟起王安石《元日》的诗来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毛泽东也生命垂危，文革已进入灯火阑珊处，他们忙着登基的“伟业”了。
　　然而，他们和“二流堂”的账尚未结清。江青在对各文化单位作最后筛选举办的学习班的军队干部指示时，咬牙切齿地嚎叫：“‘二流堂’的人坏透了，我一个也不要！”
　　大地震的余悸使我们全家困居在五六平方米的避震棚中，那是用几根竹竿、木条在一座天主堂的大空地搭起的，上面罩了一条塑料薄膜，鳞次栉比，大约有四五十家。震波的警报尚未解除，我们便被征召入学习班。
　　地震的惊魂初定，听到江青那个传闻，我的儿女又陷入张皇失措之中，他们忧心的不是给不给饭吃，而是把我又送到一个新的地方“给饭吃”。

二流堂的解放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全国都下了半旗，所有的电台、所有的扩音喇叭都播送出哀乐。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学习班里的气氛更沉重了，人们的心情除了对毛泽东之死的哀悼，更有对自己前程的担忧，一种惶恐的情绪弥漫开来。
　　有一天，廖沫沙夫人陈海云给我看一张刊载江青谈“二流堂”问题的小报，我用力将它往地下一扔，可以说明当时心情的烦躁。
　　这个时候，江青也重操旧业，粉墨登场加紧演出纂党夺权的闹剧。但终因不得人心，最后不了了之。
　　突然间，天翻地覆。“二流堂”也解放了。
　　学习班变成对“四人帮”的揭批斗。

第五十天

　　如果不是“四人帮”彻底覆灭，“二流堂”的人，包括许多被分配入“二流堂”的人，恐怕有不少人将被送入监狱或者流放北大荒，继续劳动改造。
　　“二流堂”虽然起于抗战时期的重庆，闻名于文化艺术界，但它的全盛时期，却是在文革期间，网罗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界人才，而这些入堂的人，又都是瞒着堂主，由江青及其手下的人办理的。也即是说，她所不喜欢的人，都往“二流堂”送，夏衍、陈沂（当时任军委文化部长，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送进“二流堂”）、叶浅予、张仃、丁聪，还有司徒慧敏等等，还另设了港、澳“二流分堂”。这些措施，大概都是为了壮大“二流堂”的声势，以便日后配合斗争策略的需要。
　　就在学习班开办的第十三天，毛泽东逝世了！
　　十月一声春雷，江青在大喊大叫中被关上囚车。
　　距学习班开办正好是第五十天。
　　听来一个故事，说是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耶稣思念人间，回到人间来看看。他到达一个市镇只见一片火光，据说这个市镇有各种不同的人，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但彼此都能听懂，非常和谐。他悟出一个道理，人与人经过火的洗礼才能沟通，便命名此日为“火的洗礼节”。
　　这一天，经过十几年“革命”之火的洗礼，学习班全体同学兴高采烈，共同欢呼庆祝这第二个复活节。

二流堂晚会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都沉浸在为第二次解放而喜悦、欢腾中。在庆祝大游行的三四天后，我在王府井北梅竹家里举行了一次被称为重庆“二流堂”舞会之后的第二次盛大“晚会”，原来只通知十多人，可是有串连来的；有路上遇见同来的；也有闻风而来的；潘际炯夫妇到来时，已是第三十六七位了。
　　原来是一张圆台加一张小方台，随着来人的增加，大写字台、小写字台、樟木箱、沙发前面的小长桌，高高低低，就像丘陵地带，全部弯弯曲曲形成一个“弓”字，一边从客厅延伸到卧室，一边顶到浴室门口。
　　谢添和赵丹来得较迟，一坐下，抓起就吃，忽然感到不是味道，才知道已是残渣。
　　其实这种聚会也只是热闹，只因我住在王府井，近水楼台，多买到一些罐头、食品、酒，以及碗、碟之类，加上京郊农场一位朋友送来一袋花生。赵沨一进门就检査我的酒柜，挤挤眼，表示满意，于是一次热热闹闹的晚会便圆满告成了。
　　如今，在这冷落的海角，回忆当年，此日正是阿丹远去第十一周年。
　　怅何如之。
　　前几年，有人在一次大会上力竭声嘶痛斥赵丹忘本。
　　上苍给予他以天分，他自己历半世纪艰苦的努力，使他的艺术生命发出闪烁的光辉。
　　谁给了他恩情！

小家族的新生

　　所谓“二流堂小家族”的案子把吴祖光整得七荤八素，我却没事人一个。而那些受累于“黑帮”父母的下一代，这一群真正的小家族，都在少年时期，正是需要营养、需要知识的时候，父母被抓，工资被扣，生活无着，校门关闭，学业荒废。他们有的被赶出住屋，瑟缩在小破屋的屋角；有的流落游荡于街头；有的随父母下农村耙土，接受贫农“再教育”。这群没爹没娘的苦难孩子，在心理与生理双重损害下，十年后都领到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在革命学校毕业了。
　　在那些年中，有的在昏黄的灯光下，偷偷地自学父母被抄家后剩下的破书，有的在田头啃ABCD……。
　　现在，有下笔万言、数日写成五十集电视剧本的剧作家；有美、加、澳的小企业家；有教授、名导演、画家；有在英国掌管一大公司财务的，这是他们在艰难的日子自己发奋夺得的。也还有不幸自杀了的；有目不识丁的；有两个孩子如今也卓有成就，只是患了瘸腿，很难说与文革无关吧！
　　我借此向他们致以热爱与敬意，对死者寄以同情的悼念。
　　缅怀往事，不禁鼻酸，此生能否再见一面，恐怕此日盛会难再了。
　　这群小家族对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感受难道不比他们的前辈更强烈么？
　　他们是会“圣火”薪传的。
　　他们将会叫子孙永不忘记！

文革的功劳

　　“四人帮”覆灭前的两三天，是学习班的班员最难熬的时刻，天安门“暴乱”的老账还没完没了。到处都在对笔迹，工厂、机关、学校、我们这一类的学习班，每人都要交一张毛笔字和钢笔字，以便他们与天安门广场收集下来的各种字条核对，然后将类同的抓起来。
　　然而，就在一夜之间，阴云忽变天清气朗，领导学习班的军人脸
　　色发灰。有人在一家医院门口看到“拥护华国锋……”的大标语。
　　“四人帮”终于垮台。
　　说起文革毕竟也做了一点好事，它使人们能够从迹象看问题，从反面看到正面。就在揭批“四人帮”的座谈会上，康生的秘书还在为其已死的主人搽粉时，一位二十一级的小干部当场就戳穿他的虚伪，她责问：“康生委托唐闻生向主席揭发江青是叛徒、特务，为什么不在三十余年前，为什么要唐闻生传话？”
　　为什么，为什么，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使秘书老爷哑口无言。
　　人们终于不愿再盲目地被利用欺骗了。

第二次二流堂会

　　在上一次晚会散场时，赵丹兴致勃勃地说：“以后我们每星期来一次。”艺术家随口说一声，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市场的供应情况。当第二次酒会举办时，已经是半年以后了。
　　不过这一次准备是比较充分的，主要活动都在院子里，南头用地震时搭防震棚的床板，搭起一长条的桌子，摆设酒、菜、盘、碗等，又调了一小缸鸡尾酒。各人都自己动手，一种自助餐的形式，取了自己的食品，然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自埋堆去了。只有夏衍是别人替他拿的食物，他的腿在文革中不幸断了。这一天，老人也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了。他是“四人帮”从我处夺权，硬把堂主的帽子往他头上戴的。陈荒煤也来了。他们坐在一只大矮圆桌边。于是这一桌就成了中心，后来又接上了一张小圆桌和一张小长方桌，成为左右两翼。
　　这个时期似乎是可以高谈阔论、无所顾忌的时期，即使在深夜，闹声达四邻，也可以泰然。
　　人们又在春天里飘飘然了！
　　有人提出要当下一次东道主，借用原地方，有人建议请黄永玉的太太梅溪主厨，还有人提干脆把这地方开个“二流堂餐室”。
　　这一次的宾主有多少人？都忙着谈天说地，没有统计。
　　但肯定比上回增加不少人，因为，其中还有那群真正的“小家族”。
　　听到开饭馆，大家都来了兴趣，宗江马上起了个名叫“梅竹居饭庄”，后来在他出国时又搜集了一堆餐单，以及日本的杯盘供参考；黄胄保证可以供应烟台海味：黄永玉则说房屋四壁的画他全包了；戴浩说可以取得郊区某大菜圃的新鲜蔬菜供应；掌勺的更有四位夫人可以当顾问。可以说万事俱备，不缺东风。
　　忽然有人传来两句话，夏公说：“唐瑜开店，一定吃光亏光，你们别受他累。”
　　这话我想了几天，最后决定取消，因为我当时考虑老头的想法绝不止是吃光问题。

八宝山

　　又是清明时节。算起来我已经有二十五六个年头的清明没有上八宝山了。这些年中，虽然也去过几次，参加了田方、赵丹、崔嵬、金山等的追悼会，还有田汉、蔡楚生等等的追补追悼会，却偏偏就没在清明去过。那几年中，争取进入八宝山者排着长队，几乎每年都得跑几趟。一个小礼堂，前面的会刚完，人尚未走光，接上的已经迫不及待地在抢着布置另一个追悼会了。其实特殊情况应当特殊处理，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万人冢，就在八宝山的山顶，再搞几个万人冢，既可节约许多人力、财力、时间，又可给文革留几个更具纪念价值的建筑物，这样不是更有意义么？如果巴金那个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倡议能够实现——我坚信它一定会实现的。把馆址就选在左边那块大空地上。可惜的是，八宝山墓园内那些砸烂的墓碑、挖翻的墓穴、棺材中的白骨基本上都已由亲属修复，否则，将会是极为生动的活教材。
　　八宝山在北京西郊，离地铁终点相隔三站。在日寇占领时期，这是埋葬日本侵略军尸体的神社——就是历届日本首相大臣们都要去参拜的神社在中国的分社，但在这里叫忠灵塔。北平解放后，侵略者的尸骨被扫除了翻掉了，而代之以中国的革命烈士墓园。任弼时在山顶最高一层的中央，墓前还有一座半身雕塑像，旁边是瞿秋白。以下不少是迁移来的，欧阳予倩、洪深都葬在这里。我第一次去八宝山，是送陈波儿的灵柩前往安葬。那时有一种天真、幼稚的自豪，从今而后，即使死了，也有入土为安之感。这是我们永远的墓园啊。几个老朋友都开着玩笑选择自己的墓穴。不久，宋之的、盛家伦相继入住了。我所选择的，几次都被别人争先占用。后来，提倡火葬，人们的闲情也一天天地起了变化。谁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呢？
　　八宝山本身也在起着变化。虽则现在已没有人用金珠宝贝陪葬，但墓园的保卫加强了。门禁如此森严，里面的人又不能开口说同意接见或画一个圈，进去又要费好多事，这就是我二十多个清明没有上八宝山的原因。
　　潘汉年、董慧尸骨流落在湘西时，我很想去捡来和我哥靠在一起，以慰双方寂寥。我曾公开这想法，结果被别人捷足先得捡回北京。抵达北京时，就放在车站一个房间里。那天冠盖云集，来了几十个人，廖承志、胡愈之、夏衍、李一氓、刘少文、于伶等等，都是几十年的战友，以及亲属等，仪式简单朴素，让前来迎接骨灰的人鞠一躬，不准摄影，不准发新闻。然后由于伶和家属送往八宝山按级别安置。
　　次年，我遇潘、董家属，都谈起八宝山探视种种麻烦，并提到要收费。收费是小事，现在一切都是应收费化。听管理人口气，欢迎家属迁回家自理。后来我告诉潘、董这位家属，有一个旅游区可以拨地，只要他去领回骨灰，其余有人包办。但至今杳无音信。
　　假若是田汉，这事情便好办了。田汉和老舍的骨灰盒，连骨灰也欠奉，都是用象征性的纪念物品，如笔、书、眼镜等。不过田老大的追悼会却是很热闹而又隆重的。按照田汉的“规格”，参加人数只能三百人。由礼堂租给的铁皮花圈只限三十个。但这个田老大朋友太多，人缘太好，来人都不是机关安排，组织委派。人家来了，治丧委员总不能把他赶走；人家送来的花圈，你敢把它扔了？！结果来的人有一千余，花圈也是千余，场外院子都摆满了，并且都是鲜花，崇文门外花市的花圈都被搜光了。
　　自从提倡死后开个追悼会以来，这可以说造成了很多麻烦。国家和个人都浪费大批金钱、汽油、时间。有一个酷热的夏天，我遇到夏衍老人在参加一个追悼会，然后又在毒日下步行半里到停尸厅与遗体告别。我说：“这三十八九度的烈日下，你就别来了。按我们家乡规矩，长辈、年纪大者不参加后辈的丧礼，你连政协、顾委都辞了，这一类繁文缛节大可不必应酬。”他说：“我这车子有冷气，不要紧，像一辆阿飞车，是日本送给××，他转送给我的。”
　　听说宋之的墓上浮雕铜像在文革中被挖掉了，我上去一看，却仍完好无缺。后来问了他女儿，原来当日雕塑家郑可因为我交给他的铜存得多，就加铸了一只，现在刚好派上了用场，艺术家怎的都有特别灵感！这几年到处都拆掉一些不必要的讨厌雕像，假若雕塑家都和郑可一样，过不了多久，以后又将到处是塑像了。

泪

　　历经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刻苦锻炼，我已经练就了一副铜心、铁骨、铜肠、石肝；特别是一双眼眶，更是练得滴水不漏。
　　一个亲戚哀伤地告诉我一个亲人去世的噩耗。
　　一对远方老友诉说那些年如何被搞成半身瘫痪、四壁萧然的来信。
　　我听到了，看到了，知道了，毫无表情；此时心境静谧，水平如镜。
　　不幸，有一天，老妻从四川出差回来，同行的还有两位川女。晚上，饭后在院子里聊天，一聊很自然就聊到她们四川去了。
　　——有一对男女教师，文革期间经朋友介绍以三十斤粮票换一个小婴孩。就在双方人票交接之际，母子生离死别的惨景使两位“臭老九”顿起恻隐之心，三十斤粮票换回来两条泪手帕。
　　——那时四川多处发现“人贩子”，一批一批的年轻姑娘向外运去，姑娘们只有一个条件，待到四川有米的时候，她们是要回来的。
　　女人边谈边抽泣，是条件反射么，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想起前不久从福建、山西来的友人谈起一件几乎雷同的事：在福建和山西某些山区，从前是没有姑娘肯嫁到那里去的，现在突然发现了许多四川口音的姑娘。
　　说到这里，满屋呜咽。老妻说不下去，我也涕泪滂沱了。
　　呜呼！牛棚苦练，赫赫硕果；十载之功，毁于一旦。
　　四川，四川！人们都会说一声：四川真是天府之国！究竟四川如何富庶，说得具体，啰哩啰嗦，浮光掠影，太概念化。我一九三九年初入川时，在柚园付一角钱可以任意吃柚子，买二角钱橘子没有带包休想搬回家，十二个人花六元钱可以在重庆餐馆吃一桌丰盛的筵席，一进门，送上一盖碗优质沱茶，一小碗鸡汤面。四个人在饭馆包饭，毎人每月九元钱，五大盘菜一大碗汤，那汤是一整只老母鸡。
　　如今，“四人帮”们的威力却使肥沃良田顿成赤地千里，富庶之都，十室九空。
　　在眼眶恢复湿润之后，似乎又越位了，那一天，报纸登载了四川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气象，“天府之国”的美名又在恢复了，我的泪水又在奔流了。

十年糊涂梦

　　“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杜牧的风流梦。
　　中国人民在那么悲惨的十年间，也都在做着各式各样的梦。
　　最近，巴金出了《十年一梦》，叶浅予正在印的叫《十年荒唐梦》。有的人梦醒了，有的人仍在酣梦中，老人则喜欢做邯郸梦。
　　我约略回忆一下那个震撼世界的十年间，我做的是什么样的梦。从抄家，抄家，再抄家，听传道，学习，学舌，写检讨，然后，被保护在一个豪华牛棚中。早晨，列队向宝像请罪，三呼万寿无疆，扫街扫地。上班了，写检讨，写认罪书，写造反派指定的材料，专题订货，每人不论货色多少，下班交货。未完的，下午，以至明天、下星期，一直写下去。我的订货是“三十年代电影名人录”。我花了几元钱买一本很漂亮的硬皮本子，按ABCD编姓氏，跳来跳去，我不能撕下来上交，造反派也不知道我究竟已写了多少。中午，是造反派和黑帮最平等的时间，大家睡午觉。下午与上午差不多，有时接受外调或外出挨斗、陪斗。晚上一般是自学。半夜如遇指示下达，迅速集合，敲锣打鼓，游行喊口号，传达最高指示。此时全市灯火通明，一直闹至精疲力尽，偃旗息鼓，回棚挺直。
　　有一天，造反派检查我的工作了。他把电影名人录左翻右翻，然后说：“还有不少没写吧。”我知道他指的是谁，但不敢说出来，否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何况是提这个人，就连杀头也有份了。
　　这“美差”到此为止。有一个晚上，忽然心血来潮，我逃出牛棚，在这铜墙铁壁的首都，东北西南兜了一圈。一夜游戏之后，第二天被押解回棚。
　　此后，我毎天上午到宝像前跪下，口中默默念经。然后把一生中犯下的“罪行”，一天交出一串。
　　在我最最难堪的日子里，老天保佑，忽然宣布全部清扫下乡，进入干校。我们那个基地在武汉外约二三百里的地方。在一条河的中间有一块凹进的宽阔面，被称为“向阳湖”。
　　我们在这里筑一条堤，叫做围湖造田，房子则建在丘陵地带，有大量眼镜蛇出没。
　　我家全部搬来了。一个人的一生中，能有一个时期清洗脑子，什么也不必想，不能想，享享天伦之乐。其乐何如！
　　但也有些杂念。看报，张春桥去柬埔寨之后，那里取消了货币，他回来后又发表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大文。心中又多了一事：就怕不久中国也废除货币，被扣存几年的工资不就变成白水？那时有特殊需要的，可以申请借用。我于是想到治牙，请了几次假，“借”了几次钱，到武汉治牙。妻儿是客人，很容易也批准陪我前往。治牙费时间、费钱，又是三个人，每天东游西逛，武汉名菜也不多，不久就吃遍了。那个武昌鱼，因为有友人和那位厨师熟，很快也吃到了。可惜久仰大名，今日一吃，不过如此。但老妻却学到烧法而且大大超过，香港有时也有此鱼，乃鳊鱼也，鱼腩极肥，且极廉。偶尔还有活的，也不过八九元一斤。
　　在干校浑浑噩噩过了几年之后，忽然发现伙食一天天好起来，猪圈、鸡笼的猪，鸡一天天少下去。人心浮动，懒、馋、闲、散。各人都在打点行李，我也借机请假回京。
　　其时上上下下都各自忙碌。“四人帮”也在忙着接班。
　　我呢，大概“二流堂”救了我，因为有人还想从“二流堂”中挖掘东西哪。
　　千千万万人都在做着一个梦，而我所做的大概是一个糊涂梦吧。

平反了

　　扑朔迷离、轰动一时、众说纷纭的“二流堂”一案，终于到了真相大白、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以醒目位置刊登了文化部为“二流堂”问题平反的消息。我特意珍藏了这天的报纸，现在全文抄录以飨读者，也算是给“何物二流堂”以一个圆满的权威答复。

　　文化部为“二流堂”问题平反
　　所谓“二流堂”是我党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林彪、“四人帮”把它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八日电 文化部党组最近发出通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为受到“二流堂”问题牵连的同志恢复名誉。
　　文化部党组通知说，在一九五五年肃反期间，由于对“二流堂”的情况缺乏全面了解，作了错误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把“二流堂”打成“反革命的裴多非俱乐部”，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恩来同志的。许多人因此遭到迫害和摧残。
　　文化部党组通知指出，经过近年来的反复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所谓“二流堂”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当时和所谓“二流堂”往来的人，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为此，文化部党组通知，对所谓“二流堂”所加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人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流堂主之印

　　且说那一年宗英携夫婿阿丹回娘家，路过青田，拜访了一位老金石家，忽然看到《人民日报》登载文化部为“二流堂”平反的文件，两人一高兴，便请老人刻了一只“二流堂主之印”的大石章。青田石全国有名，晶莹剔透，我到处献宝，不知是我的马大哈呢，还是小偷把它当宝玺偷窃了。忽一日，遇到北京名金石家王十川，他知道我为丟印而愁眉苦脸，他约我去他家。
　　我到他家刚坐下不到十分钟，他已经刻好了一只像“皇帝之宝”那样的大印。
　　十川兄是个奇人，日本商人自荐为他当经理人，他婉拒了，他却叫我把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名字都开给他，他都送他们一只石章。
　　我原拟在卢巨川、郑家镇、王家祯诸兄联合开书画展时，把这批印章参加展览，然后通知友人前往参观，凭身份证领走各人的印。不料，在我一次搬家时，一大包石章又丢失了。这事对一位艺术家来说是很痛心的，所以我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深深地对他表示我的歉疚。

二流堂主之印

　　本文选自《二流堂纪事》，唐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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